民间商会在推动会员企业转变发展方式中有哪些创新方法与经验

突出三点工作，转变发展方式

蔡标荣：郑州商会正面临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商会转变发展方式有这样的背景：一是根据规划，郑州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城镇化不断提高，民营经济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二是国务院新36条的颁布，使民营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三是中原崛起正成为振兴中部经济的重要引擎，中原经济区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关注热点，这对处于省会城市的郑州温州商会意味着发展机遇。我们在“转变发展方式”中主要突出了以下几点工作：
1、投资公司由担保型向项目型转变。
郑州温商投资公司以前的主要操作方式是以项目担保为主，评估以后任由其发展。如今，通过融资为项目直接投资、确保项目的健康发展已成为投资公司的主流运作模式。为实行这个转变，商会联系100家县市招商局，建立项目库(我们称为项目格子铺，为一个地方专设一个格子存放重要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并附有专家组的评估意见)，在商会内部形成一个“交易市场”，为项目投融资牵线搭桥。
2、服务公司由销售型向便民型转变。
目前，郑州市温州商会的服务公司正在由销售型向便民型转变。比如，我们正在建设的“郑州便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项目，是在顺应当前节能减排发展趋势，响应政府现阶段提出的由“保增长”转向“调结构”，由温州企业出资建设的便民、惠民公益性市政配套项目，项目实施将为郑州市民提供不少于两万辆自行车，向社会提供不少于2000个再就业岗位。
3、反哺家乡由捐助型向投入型转变。
温州在外发展的企业，有了经济实力之后，“回报社会、反哺家乡”便成为一种趋势，这也成为一种受到关注的现象。以前总是排忧解难的赞助一点，捐助一点，现在正在根据本乡本土的资源和发展状况进行扶持性投入。例如瑞丰表行作为郑州温州商会的会长单位，关注家乡的新农村建设，请专家调研并撰写了《外湾新村“旧村改造”可行性研究报告》，拟采取“村企共建”的创新模式，协助该村从集体经济向社区型股份制方向转变，除了筹措投入资金外，还为社区型的股份改造提供了具体方案并协助实施。

让会员收益，提供平台，拓展空间
徐维新：北京黑龙江商会成立于2007年，商会经历了“一年打基础、二年上台阶、三年初具成效”的艰辛历程。这几年商会在会员企业素质方面严把入会关。会员中包括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执委、省青联委员等三十多人。目前会员企业已由成立之初的77家发展到现在的四百多家，行业涉及金融、地产、能源、科技、交通等三十多类。自成立以来商会不断在摸索中前进，寻求更好地为会员企业服务、增加会员企业凝聚力的做法。
第一，商会为了更好地服务会员企业、帮助中小企业发展，商会创造性地推出执行会长轮值制度，由会长和副会长每周抽出一天时间来商会秘书处主持工作，对服务事项进行跟踪服务。启动实施了“结对子”工程、“两推双百”工程，取得了一定成效。
商会能够发展壮大，重要一点是让会员企业在商会中受益、得到实惠，让企业感受到商会的重要性，会员才会跟着商会走，商会的作用才能发挥出来。我们商会有一个副会长叫安国锋，他在家乡投资六千万元在哈尔滨买下一片废旧的厂房，由于厂房牵扯法律案子，房地产证迟迟没有拿到，处于两难境地，很是着急。商会通过研究讨论，决定以商会名义向主管省长写信说明情况，主管省长孙尧很重视并作出批示，问题很快得到解决。会员企业很感激商会，他会反哺商会，他会按照商会的要求投资家乡、回报社会。
第二，商会给会员单位创造交流的平台。我们依靠会员单位建设了一个三万六千平方米的龙商会馆，会员来会馆活动吃是八折，住是三折，这样大家都愿意来消费，在这里可以遇到很多黑龙江的朋友，我们也把一些黑龙江籍的领导邀请到商会活动中来。三年来有六十多名副部级以上领导跟成员单位见面，会员单位感觉到很光荣，通过交流也提升了他们的素质，改变了思维方式。诺贝尔获得者蒙代尔、俄罗斯大使李辉、美国纽约州议员都来过我们龙商会馆，这样就给会员一个国际交流的平台，开阔了视野。
第三，商会不断拓展发展空间，塑造龙商形象，打造龙商品牌。先后制作了龙商会徽、创办了龙商网站、编辑出版了龙商会刊、拍摄了龙商电视宣传片，创作了龙商会歌，树立了十大龙商领军人物，并在媒体上对商会做了大量的宣传报道，以此提高商会的知名度。
今年商会还成立了一个艺术委员会，里面成员不是商人，却是和黑龙江有情结的书画界和演艺界等知名艺术家，包括刘和刚、陈红、张咪等等，一共是126名，形成了艺术委员会。10年的9月16日在北京世纪剧场举办了一场“情系黑龙江”的大型演出活动，都是黑龙江人演，都是黑龙江人看，去了1700人，包括国家各部委和黑龙江籍、有黑龙江情节的人以及各省驻京办、各商会代表等，秩序特别好、演得也特别好，活动确实扩大了商会的影响，包括在黑龙江省文艺频道和北大荒频道播出后反响很好，甚至超出了我们的预想。

商会要“党”起来，有针对性地打基础、办实事、做贡献
谢其相：商会作为以地域、宗亲为特征的组织，和一般的专业性强的民间组织不一样，有其自身的特点。我们北京安徽商会也是在摸索阶段，举办各种衍生出来的活动包括招商引资等。我们的第一要务就是让他们熟悉商会。我们目前有二百多个会员，其中有一百多家单位我都亲自去过。安徽东西八百多公里，南北一千多公里，不同地域的人有不同的性格特点，而且他们来自于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背景，只有在共同认识的基础上，才会有共同的信念和想法。
在2004年商会创办不久，我就提出要打基础、办实事、做贡献、创品牌、谋发展。首先要长期打好思想基础，“党”字在说文解字中，是贬义的，所谓君子群而不党，但我们现在要“党起来”。另外要以制度基础为核心，这是根本大法。比如违背商会宗旨的不能干，要有程序，要能顶住各方面的压力。
一个组织如果不能为会员做一些实事，就会“离心离德”,这就要求我们需要针对会员的要求和中小企业的具体困难做一些具体工作，归纳成经济、政治、文化等几个方面。
政治方面主要是帮助会员在政治上取得进步，包括加入、靠近党组织，进入各级人大、政协、工商联等一些组织。安徽省有一百多个全国人大代表，我们商会占了四个，其中有三个是我们商会推荐的。我们还推荐了一些省、市级工商联副主席的职位，促使企业家能得到为公众服务、参加社会活动，以及参政议政的各种机会。
经济上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法律的支持，解决一些纠纷，挽回一些损失，维护其权利。对中小企业来说主要是在挽回权利的同时促进他们发展。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成立金融领导小组，还组织讲座、学习班，这些都是帮助的具体方式。我很认同山东商会的一个说法：对中小型企业的服务核心是金融服务。我们和一些银行、贷款机构都签订了一些合同，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文化方面主要是接受一些新闻媒体的采访。包括安徽电视台每年都会来采访我们商会一两次，我们也会收集这些宣传资料，内刊上也会刊登。
生活上主要是针对会员及家属的求医问药、子女上学、个人问题等方面的工作。
企业本身已经为社会在解决就业、纳税方面做了很多贡献，政府当然还是对于他们给予更多的厚望，希望他们对安徽省的建设做出贡献。北京安徽商会连续5年组织回省投资考察团，每次都会有政府相关人员接待和讲解，安徽省的领导也都很重视，亲自接待，使得企业对安徽的投资情况有了更深入和全面的了解，因此企业参与这类活动的积极性很高。
客观地说，地方的投资环境还不是很完善，会遇到一些不可想象的困难。比如王传福、陈光标、史玉柱等都是人才、是花朵，但有的土壤不一定适合它开放。企业家也真心想为家乡的发展出力，当地政府也很支持认可，但不能不科学地拔高。投资也不能只是对家乡，应该哪个地方环境适合就投资到哪里。北京安徽商会会员仁创集团秦升益曾受到过总书记的表彰，在绿色环保、科技创新方面做的很好。我们鼓励这样的企业，也宣传这样的企业，但他的发展需要一个更大的环境，不是一个商会能独立做到的。
如何使民营企业家更高更快地发展呢?既要保证民营企业家的核心竞争力，又要使企业更具现代性。民营企业有一定的局限性，也有其优越性。企业的发展不是特别快，但是企业发展的前景非常好。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体制的改革应该向小政府大社会方向发展。政府不要管太多，不能保罗万象。而民间组织要多履行社会责任，这是很有意义的。但实际实施起来也有一些困难，需要政府的推进。
我们商会提出具体的“六个一”工作，即会长、副会长一年组织一些活动、发展一批会员、走访一些企业等，我还提出一些量化的具体化的意见，要让他们互相熟悉、互相认识，最终达到某种共识。

以乡情为纽带，关系营销带动资源对接
宋育宝：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有其鲜明的特点。第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人脉关系资源就是效益。在这一方面，作为商会这个平台，对于人脉关系的拓展有非常大的帮助，而拥有人脉关系本身对民营企业就会带来方方面面的帮助。商会以乡情为纽带，对参加商会的企业都有或大或小的帮助，这应该是商会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我们通常都讲众人拾柴火焰高，多一个朋友多条路。商会在人脉关系资源的联络和整合方面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第二个特点：商会是一个组织，以组织的形式来出面去联系和协调一些重要事情，它的能量和社会影响力要远远超过单个企业能起到的作用。比如甘肃陕西商会现在就有一百多个会员企业，副会长单位近30个，都是甘肃当地各行各业中非常不错的企业家，而且各自的企业都有一定的规模。那么以商会这个组织出面来联系协调一些事情，它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和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和政府某个部门去谈一件事情，如果商会代表企业出面，政府的重视程度是不一样的。作为一个组织，商会有着一定的权威性，可以对组织中的会员单位进行维权。加入世贸以后，中国的商会组织还处于一个萌芽状态，我们和外国企业进行谈判时，对方往往是商会出面，而且行业标准也是本商会制定的，政府很少参与，目前我们与国外商会的规模和层次相比还不是在一个层面上。第三个特点：商会组织为会员单位带来更好的发展前景，商会的发展壮大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商会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政府对商会的重视程度也会越来越高，这种趋势在近几年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十多年前浙江省政府就有副省长分管商会工作，三年前甘肃也有了一个副省长分管商会工作。第四个特点：在具体的层面上“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会员单位之间相互帮助，每个会员单位都是受益的。比如生意上资金链的问题往往困扰企业的发展，这种问题在商会内部形成良好的信任度后就会很好解决。会员单位内的相互融资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商会成员的项目合作在同质同价的条件下都会优先考虑会员内部的单位，这样对会员单位的生意又是一种带动。尽管甘肃陕西商会成立时间短，但是发展的前景还是很好的，我们也在向一些优秀的兄弟商会学习，包括浙商、晋商等。陕西籍企业家在甘肃的人数众多，但上规模的大企业少，以中小企业为主。陕西商会在甘肃的最大优势是陕西人众多，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在甘肃陕西籍的领导特别多，这些优势对会员单位的帮助会很大。商会每年都会组织很多次活动，像在传统节日等都有大型的活动，规模都有好几百人。商会经常和兰州一些银行举行银企洽谈会，谈合作，谈对接，签约等，这些活动使很多企业得到银行的帮助。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需要好的发展环境，我们也组织过企业和政府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包括质监、工商、卫生及公检法等。从横向的角度，我们每一年都有商会联系会，每一次省长或市长都会亲自参与。这种活动对于企业的维权、提供向政府反馈信息的通道等方面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商会的作用是一个独立企业无法替代的。商会企业需要关系资源的时候，商会就会出现。中国的经济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关系经济，商学院也已经把关系营销纳入到一个学科进行研究了。从这个角度来讲，商会这个组织的力量就很大。甘肃陕西商会目前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还需要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

“以息贴会”，变输血为造血
陈承守：杭州市温州商会00年9月成立后，队伍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转变。10年来，我们始终把为会员服务和排忧解难作为商会工作重点，先后举行会员大会、理事会等64次，组织会员参加各种培训62次，累计两千多人次，组织商务投资考察活动70次，累计1128人次。
为缓解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09年6月商会牵头成立了浙江联信担保有限公司。一年多来，在建立和加强银企合作的同时，为会员担保贷款30笔计9849万元。
在商会经营上，变输血为造血，通过“以息贴会”的方式拓宽经费来源渠道，将收取到的会费按每月2%的回报率由商会运作升值，用经营活动获得的利息贴补商会日常经费需求，确保商会运转正常化。

你认为民间商会在党建工作中有哪些难点需要解决，相应的对策是什么?

把党员教育工作和市场拓展结合起来
蔡标荣：截至目前，商会共有正式党员51名，先后被评为河南省“五好”基层党组织、郑州市“五好、两新”党组织。
商会党建工作的难点，一是如何实行目标管理。每一个党员又都是一个老板，整日为企业发展奔波，天南地北很难聚拢。我们把党员教育工作和市场拓展结合起来做，购置了电教设施，与远程教育网络配合使用。例如，按照上级部署深入开展了一系列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举办《当今时代企业家具备的素养》等专题活动，并结合郑州的区域特点，使党员的学习积极性高、效果好。二是如何在构建和谐商会中提供组织保障。商会是“个个老板、个个难管”，为增加党组织的凝聚作用，坚持“和谐赢得发展、凝聚创造价值”的理念，先后开展了“回顾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红旗渠的故乡”、“让镰刀、锤头永放光芒”等主题教育活动，支部还组织商会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15名，赴中央党校参加《全国民营经济理论与务实高级培训班》学习，通过这些主题活动，增强了商会党组织的凝聚力，维护了商会的稳定，促进了商会健康发展。

党建势在必行
徐维新：京龙商会一直在筹划成立一个党委。我们做过一年的调查，了解到一些会员确实有这方面的需求，他们出来打拼把组织关系放在家乡，没有条件过组织生活。中发集团是商会一个民营企业，在海淀区成立了党委，选举出党委书记，管理服务一百多个党员，党组织成立了，作用发挥出来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了，促进了企业健康发展。商会打算在2011年3月份成立四周年时举行党委成立大会并揭牌。现在党委班子人选已经确定。

看准时机抓党建
谢其相：党建工作还存在一些技术难题。安徽省驻京办和安徽省驻京党委原则上已经同意商会建立党组织，但是一直没有建起来。我们摸了一下底，商会大概有二十多个党员，他们有的已经在北京加入党组织了。
商会是民间组织，我们一些会员企业是党员，而常务副会长却不是党员，不像行政单位是党政合一的，一把手就是党委书记。我也观察到像福建商会等其他商会，会长就是党员，这样开展党建工作应该会更顺利一些。党组织是一定要成立的，但要看时机。我们也会办一些党组织活动，我们曾组织会员企业参观汇源果汁和现代汽车厂以及种树等活动，都得到了不错的反响，企业家参与的积极性也很高。

党建工作做得好，服务工作才能做得更好
郑沛新：我们早在几年前就按照中央和省、市各级组织的精神，迅速行动，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扎实推进商会党建工作，分别召开了工商联系统党员大会和商会秘书长会议。同时，党组还研究决定：每年从总商会会费中支取部分经费作为机关党委活动经费，为做好商会党建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为了稳妥的推进商会党建工作，工商联机关党委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在摸清情况的基础上，从商会的实际出发，分类指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抓好行业商会党支部的组建。对于条件具备的商会，要求其尽快接转组织关系，正式党员达到三人以上，机关党委及时审批，建立商会党支部。

党建工作中的甘肃模式
宋育宝：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其所具有的先进性，在当今民企发展中同样发挥着重要的凝聚力作用。在甘肃的党建工作中有一个甘肃模式，已经得到习近平副主席和中央组织部长李源潮的重要批示和肯定，即甘肃民企党组织的建立工作归口到工商局系统进行管理。目前商会中部分成员企业都有自己的党支部，但是陕西商会目前还没有成立党组织。

把党对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传达到每一个党员

陈承守：商会党建工作具有特殊性，党员队伍分散，组织结构松散。但我们有自己的办法，一是结合商会活动的指导性内刊《温州商人报》，把党对民营企业发展的方针政策传达到商会党支部的每一个党员;二是积极开展“科学发展观教育活动”，组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参加“红色之旅”等活动，努力在会员中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发展新党员。

促进市场和谐，负起社会责任
蔡标荣：商会坚持“和谐赢得发展，凝聚创造价值”经营理念的同时，一直倡导“促进市场和谐，负起社会责任”。商会先后成立了维权部、事业部、招商部和工会组织及统战联络站，变被动维权为主动维权，改事后维权为事前预防。商会维权部和常年聘请的法律顾问帮助和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已超过300件，接待会员和提供各种咨询服务已达四千多人次。

商会组织能引导和促进会员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徐维新：京龙商会在黑龙江省青联的帮助下创设了商会界别，把1970年后出生的26名企业家组织进省青联，这样对于激励商会企业积极向上、承担社会责任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
我们商会最年轻的副会长寇立国，他是80后，今年当选省青联常委，他给家乡捐款50万元建设了一所希望学校，捐赠价值100万元的书籍，同时又拿出200万元在省青少年发展基金设立“立国基金”，主要资助贫困大学生。他能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面做出这么三件事，做的还很不错，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要想企业家有责任感，就要激发他内在的一些东西。
商会鼓励会员企业回乡创业，一些会员企业纷纷响应，如亿阳集团董事长邓伟，他连续三年在家乡四个县投资26亿元搞风力发电。名誉副会长张宏伟在去年和今年两年共投资二十多亿元，在家乡10个县建设大米生产基地，主要进行大米等农副产品深加工，为家乡的发展和稳定做了贡献。
现在黑龙江在北京的人有五六十万，商会现在有四百多个会员企业，每个企业都挺大，商会组织在引导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中，起到了引导、约束、促进的作用。企业家们都想在商会里有更好的发展，都想要一个好口碑，这时候他们会把个人利益、他人利益、社会利益进行权衡，并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地震，商会两百多会员在商会的号召下，共捐款2571.8万现金，610万元的物品;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我们商会会员捐了两千多万元的现金，五千多万元的灾区急需品。

让行业自身合法化、标准化、社会化即为和谐
郑沛新：政府对商会现在虽然没有明确法律法规，但商会获得了政府与民间社会的广泛认同。它从最初的“血缘共同体观念”出发，开始了集体的政治共同体行动，并越过滞后的民间组织相关法规边界，在与地方政府良性互动的过程中积累了社会和谐治理的地方性经验。
一开始商会的前身，大多都是基于老乡情，行业伙伴型的初衷组织在一起，后来随着经济活动的日益频繁，商会组织由非法组织过渡到合法组织，由最初的老乡会、联谊会、商家协会、逐步过渡到合法组织的过程。商会组织并不愿生存于现行法律法规之外，他们高度认同国家政治权威，并尝试登记注册，使商会组织形式合法化，更多的回报社会，服务于社会，大家团结一致，发展自身经济，带动相关产业，为社会解决就业，为国家排忧解难，这难道不是为社会和谐做出的贡献吗?这难道不是和谐吗?

一声秦腔拢乡情，以合作和文化促和谐
宋育宝：独立企业和社会投资环境要和谐，需要政府提供一种法制环境、投资环境，以及各方面配套的投资条件。有了商会方方面面和政府沟通的管道和渠道，很多事情自然而然和谐了，很多不和谐都是因为言路堵塞。另一个层面就是，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周边单位之间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合作关系，自然就会营造出一种和谐的氛围。另外秦商文化已经交融在日常交往活动中的方方面面，商会本来就是由乡情连接起来的，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秦文化。每当秦腔一吼时，会员企业家和领导就有一家人的感觉，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商会联谊会每次必有秦腔节目，我们前段时间还邀请陕西戏曲研究院来演出，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文化肯定是灵魂。另外商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对汶川地震的捐助，商会成员积极捐资捐物40多万。商会还赞助失学儿童，并且对有需要的会员企业进行一些帮助。

为困难家庭送春风
陈承守：饮水思源、回报社会，一直是杭州市温州商会宣教的重要课题。
杭州市首次启动旨在为困难居民家庭送温暖的“春风行动”，杭州温州商会是第一个捐款的民间商会组织。据不完全统计，10年来，杭州市温州商会会员向各级慈善机构、助教扶贫公益事业机构累计捐资近2亿元。
目前，我会拥有企业会员一千六百多家，2009年的产值超过300亿元，为社会提供了六万多个就业岗位。总之，杭州市温州商会已经成为温州籍在杭企业前进和发展的领军者，在杭温州企业已经成为促进杭州区域经济发展的有生力量，成为社会主义非公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民间商会立法中怎样体现“政府花钱买服务”?

商会立法中“政府花钱买服务”应体现在政府需要以商会平台为政府作出服务的重要事项中
蔡标荣：商会是一种民间组织，其主要职能是团结广大会员，为区域性经济发展作出努力的同时，还要承担为区域经济发展招商引资、牵线搭桥的重要职责。这种单纯的公益性活动也正在向“政府花钱买服务”方向转型。例如我们在商会建立的“招商引资项目库”，除了商会作为平台以外，各县市招商局也要出一定的运作费用，由商会进行项目的代理招商与谈判。在商会立法中“政府花钱买服务”应体现在政府需要以商会平台为政府作出服务的重要事项中，不必面面俱到，但目标界定应该更清晰。

政府和商会相互依托、相互促进
郑沛新：商会会员企业与地方政府存在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地方政府改革促进了商会组织的产生和发展，而商会的兴起与成长又推动了地方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地方政府的改革。面对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宏观调控及产业政策，如果商会组织对产业政策和政府宏观调控的措施不了解就会导致商会企业投资方向的偏差，甚至是整个产业的瞬间消失。因为民间商会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要权不足问题，所以在目前政府依然具有强大的行政权力的情况下，政府与民间商会间制度化沟通不完善的情况下，民间商会需要通过业务主管这一渠道和政府有关部门保持沟通，这样能较大限度地利用政府资源，推动自身的发展。相反，如果不存在一个业务主管，民间商会和政府部门之间的其他沟通渠道又不畅通，那么民间商会的很多利益需求和行业信息就无法和政府沟通。因此，在经济领域这一方面，政府必须肩负起一个服务型政府的责任。另一方面，民间商会在经济社会中也应一直发挥着商会会员与政府之间的纽带和桥梁的作用。虽然有学者基于对行业商会的研究，得出部分商会的自主治理机制已经形成的结论，但是总体来说，民间商会承接政府下放职能的能力仍然不足，大多数商会的自主治理机制尚未形成，或者并不完善。

政府应赋予商会 一定的权利甚至经费支持
徐维新：现在商会立法正在酝酿之中，还没有成形。不管是国内的商会还是国外的商会，从发展动态来看，商会组织将会为政府办很多事情，因为有的时候不是所有的事情政府都能做好，要依靠社会的力量、民间的力量。而民间的力量靠谁来组织呢?商会组织要比其他组织的效果更好!
政府无非是让企业按章经营、依法纳税、履行社会责任等，而商会成员的相互约束、相互监督以及互动能更好地体现，因此商会的自律比政府的强压效果更好。另外，政府无暇顾及或者不好出面办理的事情，交给商会处理，商会不但能办得直接而且到位，还能减少很多中间的环节和成本，从而也减轻政府的压力。所以政府在给商会责任的同时也应该赋予他一定的权力，在某些方面还需要经费的支持。
我们省的主管省长和领导就很愿意参加商会活动、重视发挥商会的作用，这种作用可以直接体现到企业在选择投资的时候优先选择去家乡投资;在家乡需要帮助的时候，商会成员企业会团结起来去做这件事。

政府减压，商会增权才能减少执行偏差
宋育宝：中央强调政府职能的转变，由原来的管理转向服务，很多政府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商会这方面还没有立法，只是一个发展的雏形。向国外商会发展的方向靠近还是有一些难度。首先中国特色的政府管理体系，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系很难转变。在中国制定规则的是政府，具体操作的是企业，这样就会有偏差，有很多不相符的地方。商会希望政府赋予商会组织一些法律权利，这样有利于企业的发展，也可以减轻政府的负荷。商会发展到一定的层次，就应该有一个更高层面的使命和职能。